WeChat ID deep_focus Intro 一份以巴黎为发源地的迷影手册，我们从这个星球上的各个角落发回第一手电影批评和资讯。同时，我们也遍及全球各大电影节，深入观察整个世界电影工业。 采访、整理 | 李小飞、金九、徐佳含 审读 | 柳莺 编辑 | Silvia、沈青雨 写在前面 2016年的夏天，金行征导演的长片纪录片《消失在黎明前》获得第十届西宁FIRST青年电影节“一种立场”奖，这也是常年在国外学习、生活的金行征以青年导演的身份计入观众的视野。同时，他当时正在筹备的新作《罗长姐》也被“山下纪录片实验室”选中，成为了该实验室出品的第一个项目，获得了15万元的专项基金。16年年底，深焦的作者有幸在上海采访了金行征，促成了第一次深入畅谈，金行征导演在片中展示出的寓意深重的空间符号与幽邃压抑的影调风格成为了对话的重点。在主持人的催促中，与金导的交流不得不中断，直至当晚活动散场我们心中仍饱含深深的憾意。 今年4月，深焦有幸第二次对话金行征导演。此时，《罗长姐》已经制作完成，正在等待与观众见面。这次，我们着重讨论了新片的制作，并回顾了金行征导演与FIRST 相伴相行的旅程。 “张艺谋的画册成为我电影的启蒙” 国内学界在谈起第五代与第六代的代际关系时，习惯定义为“从舞台到戏台”的裂变——即宏大戏剧美学向细微现实主义的演进，在市场经济铁壁合围的曲折入场式中，第六代身上不自主地印刻下第五代深深的烙印正如《黄土地》对贾樟柯“小镇青春”的催产、《一个与八个》对王小帅“边线往事”的孕育，第五代与第六代间默契而隐秘地承接着一种“断裂中的延续”，70后的金行征导演的电影启蒙也是从第五代开始的，倘若我们更为大胆一些，《消失在黎明前》中老人的静默可视作是《黄土地》里翠巧爹在突然涉入新世纪彼岸后的一次“深谷回声——边缘性的失语焦虑，而正是在来自黄土地空旷而荒凉的回声中，金行征得蒙启示而回望消逝的余音。 金行征导演在德国求学期间拍摄 ©️ 金行征 深焦：首先每个导演都会被追问的老套的命题，您是如何走上电影之路的？ 金：我从小就是喜欢摄影，别人经常夸我，拍得不错，但我对电影却一直没有什么概念。我记得1996年我偶然看到一本关于张艺谋电影的书籍，看完之后受到了很深的震撼，书中对于线条色彩大胆的革新意识在当时还是非常独特的，也就是从那本书开始，我对电影隐隐约约开始产生兴趣，关于张艺谋的书成为我电影的启蒙。 1998年，我参加高考，那是我第一次去北京，大城市丰富多彩的生活再一次把我震撼了。在那之前，我从来没离开过浙江，满口的乡音，18岁前我就没说过普通话，北京多元的艺术环境使我对电影有了更急迫的渴望。我投考过北京电影学院，当时成绩还不错，专业考了全国前30名，后来在面试环节真的太紧张了。第一次见到那么多老师的我，又不擅长表达，所以也就很遗憾与北影失之交臂了。后来我读了杭州商学院平面设计专业，在大学期间我自己搞了一个摄影暗房，经常去拍摄并亲自冲洗照片。现在很多人说我的电影画面形式感很强，这也与我的摄影基础有关系。毕业后，我去了绍兴文理学院当了一名摄影老师。 深焦：后来怎么突然就选择出国留学了呢？而且在德国一呆就是九年。 金：因为当时在学校里任教了三年，觉得越来越乏味，没有发展的空间，看到同事退休，就下意识的对照自己未来的生活，可以一眼望到头，还有一件事彻底坚定我出国求学的决心。那年我参加宁波海报节，当时在现场我看到一位仰慕已久的德国设计师，我非常激动，想上去和他交流一下，但就快走到他面前时，我才想起我一句英语都说不出来，非常的窘迫，因为语言的障碍，我非常遗憾地错失了与这位德国设计师交流的机会，这件事直接刺激了我的自尊心，立刻下决心前往德国求学。 2006年10月，我辞了职去了德国。2008年非常幸运地进入柏林艺术大学视觉传达专业，之后转到剧情电影工作室学习。柏林艺术大学招收的条件非常苛刻，电影专业每学期向全球只招六个人，学电影专业的不到50人，到目前为止，仅我一位在柏林艺术大学学电影专业的中国人。工作室的学生流动非常频繁，每年都会去世界各国知名电影学校交换学习。在那里学习电影，一直没有固定的同学，这个学期还在一起学习，下学期就是一批新人，这种活跃的艺术氛围在国内很难有的。  金行征导演在德国求学期间拍摄 ©️ 金行征 深焦：您在柏林艺术大学成绩优秀，是唯一一个考入剧情电影工作室大师生的中国人。 金：（笑）其实能留下来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拍得非常勤奋。老外们拍东西总是比较慢，我一般每学期至少能拍两部短片，其他学生一个短片也拍不出来。当时我的导师Thomas Arslan教授看我拍的很认真，就留我在工作室里，一直到大师生毕业。工作室的每个成员都可以说是多面手，拍摄、剪辑、录音等基本上都可以很快上手，所以在工作室学习期间也拍了大量的剧情短片与纪录短片。 我刚回国内拍片子时基本上是单兵作战，扎实的制作基本功也得益于工作室对我们一专多能的培养。期间我去了日本多摩留学，在日本看到了更为鲜活的影像创作的可能。其实在FIRST影展之前，我就已经参加了不少世界影展，走了很多国家，像巴西、捷克、日本、法国、德国等国的电影节。 深焦：当时怎么会想到回国呢，您在德国应该可以留下来？ 金： 是，当时确实可以留在德国，但相比于国外，我觉得国内才是我灵感创作的沃土。我在国外呆了9年，国内发展得很快，每天都是日新月异的，我一直都想回国，不仅仅是因为故乡的身份认同感，而是国内翻天覆地的变化真的有太多创作的空间了，所以我在2015年大师生毕业的第二个月就回国了。我从小一直生活在农村，这几年国内经济的崛起其实对村庄冲击力非常大，我自己对村庄又有着非常浓重的眷恋情结，所以回国之后就开始回到故乡着手相关乡村文化变化的采访整理，我希望能够记录历史的变化。   《消失在黎明前》获第十届FIRST青年影展“一种立场奖” 深焦：所以从《离开》开始，您也一直关注村庄的生存环境。那么“村庄序列”的第二部曲《消失在黎明前》是在何种机缘下参与FIRST影展竞赛单元的？ 金：2015年的时候，我去参加柏林电影节，我在影展现场认识了一家北京电影公司的制片人，我给他们放了几部我自己拍摄的短片，他们喜欢我在国外留学的背景与独特的电影语言，就开始给我投资，也就有了今天的《消失在黎明前》。影片拍完之后，我拿给德国的导师看，看完之后，他非常激动，说这是他看过的我最好的一部作品。其实我个人一直认为《消失在黎明前》比较符合国外评审的口味，他们习惯于这种压抑的风格，因此导师当时就推荐我参加了2016年的柏林电影节青年电影论坛，后来没有入围，我导演都觉得奇怪。 后来无意间看到朋友圈关于FIRST电影节征片的消息就想试一试，但也没抱太大希望，因为觉得自己的电影风格肯定不符合国内的口味。当时影片在现场放完之后，一个人突然走过来告诉我说，你这部片子一定可以获奖，不得将我都不太相信。直至站上领奖台握住奖杯的时候，我才觉得实实在在获得了承认，感觉很奇妙啊！  “我有个梦，希望年轻的时候可以去世界各地看看，但现在我老了，做不到了，但你的电影可以带着我走遍世界，进入千家万户。” 国内评论界在读解《消失在黎明前》的评论中都集中关注到了片中所展示的强大而残酷的城市化侵袭力量，正是因为对于大时代车轮碾碎脆弱乡村瞬间的精准捕捉而使得这部电影成为一部意义深远的寓言之作，这也似乎成为我们归纳《消失在黎明前》主题思想的“标准答案”。 但据金导自己阐述，他无心于构建宏大的时代格局，而创作动机就是真实记录下这个行将消逝的村落中最后一个老人的生存状态，在昼夜交叠的无边的沉默中竭力触碰老人被镇压的欲望——对于女人的极度渴求以及对于死亡的逃避和恐惧。 这让我想起了贾樟柯导演的一句话：“世界的概念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空间，我们巨大的时代是由无数个空间组成的，而我们就生活在小小的空间套格中。” 电影所展现的浙江边陲的一个村落无疑是一处被遗忘的空间，但在丛林深处疯狂媾和的野蝶、于镜头前肆意展露生殖器的野狗以及乡镇广场上女人们饱满圆润的乳房都验证着这座荒芜的空间并未完全“死亡”，相反漫溢出浓烈粗犷的欲求来。因此，相较媒体眼中已然定性的“乡村寓言”式的标签，我们更愿意将《消失在黎明前》看成是一个人的灵魂史与欲望的原始札记。 深焦：当时是怎么想到去拍摄村庄中“最后一个人”这种独特视角题材的呢？ 金：纯属偶然。我那时正在拍摄第一部纪录片《离开》。当地的村民告诉我说有一处村落很值得去看看，那个村子里就剩下最后几位老人了，其他的人基本上都已经离开了，老人去世了，女人们也嫁到城镇了，年青人都去大城市里打工了，这个村子基本上处于“消亡”状态，我当时觉得老人的心可以挖一挖。 深焦：从成片来看，老人完全处于沉默的独居生活中，这就是他真实的生活状态还是您有意识地经过后期剪裁形成的一种压抑的影调呢？ 金：这个问题不少媒体也问过我，我可以很坦诚地回答你，这就是他真实的生活状态———他不喜欢和别人交流，习惯了这么多年一个人独处的生活。在我们漫长的拍摄周期里，他从来不去邻村串门，每天基本上就呆在自己的屋里屋外。当然，从片中你可以感到一种冰冷彻骨的孤独感，但老人已完全习惯这种孤独的状态。 电影开头有一只狗是他唯一的同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算是他的“情人”。但在影片后半段，狗突然跑了，跑到其它村庄与母狗交欢了。老人几次把狗抱回家，但最终狗还是走了，他就彻底剩下一个人了，所以片中的孤独是残忍又平静的，老人唯一一次去别家串门就是去找狗，我们也通过他的视角去环顾了村落。   深焦：我注意到了，老人在串门的时候摄影机其实有意识地借助他的视角对整个村落的环境进行了一次微观的扫描。有一处倒塌的房子里，还看一条叠的完好的被子，但已经落满了灰烬，而且房梁已经完全坍毁了，其实老人的屋外已经铺好了公路，老人为什么没有选择出去看一看呢？ 金：其实你问的这个问题就是我在《消失在黎明前》中想要表达的主题——个体生存状态的绝望感，你在片中也看到了，高速公路就在眼前，城市的触角已经伸向各处了，但为什么他不选择离开呢？这就是我拍这部影片的初衷，探讨潜藏在个体孤独感背后的庞大的心灵欲望。我有一次和乡镇上的老人们交流时，我就问了他们一个问题，我说你们的梦想是什么？你猜猜看，他们有什么梦想呢？ 深焦：他们想去村落之外的世界看一看是嘛？ 金：其实很多人也这样回答，但实际并不是这样，说出来可能会吓你们一跳，他们的答案惊人的统一，都是想早点死掉。 当时我听到他们这么说确实整个人完全惊懵住了。他们并不愁吃穿，山上有丰富的资源，一年四季都有取之不尽的食材，但整个村子都荒了，他们每天的生活就是数着日历过日子。早晨在门口就可以一直坐到天黑，完全与外面的世界隔绝了。所以，很多观众看完之后都说城市化是导致这些老人悲剧的元凶，其实对他们来说孤独才是最难熬的，这种感觉挥之不去又逃散不掉，像一个浮动的幽灵一样。但一个非常可悲的事实是，他们渴望死亡，但都没有自杀的勇气，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可以无病无灾地舒舒服服地死去。 影片里老人的哥哥就是死于自杀，当时他哥哥的腿脚有点毛病，行动不方便，又没有人照看，实在是扛不住这种从早到晚的孤独感，就跳进粪坑——在某种程度上他用自杀获得了一种解脱，在我们的伦理价值观里很难去评判这样一件事，但它确确实实发生了，当时这件事给了其他的老人很大的刺激，他们对死亡是既恐惧又期盼。片中的那个老人最害怕的就是得病，他特别恐惧自己在病痛中死去。 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当时我们影片开拍的时候，村子非常闭塞，只有一条很泥泞的小路，车子都很难进去，但在影片快拍完的时候，村外的小路已开始铺水泥路了。片尾有一个镜头，老人坐在暗影幢幢的屋内，默然地望着屋内咫尺相隔的公路，却不敢迈出自己的脚步。 为什么？原因非常简单，他们非常恐惧离开这个村庄，他们害怕一旦离开村落投身于外面的世界就会不适应，很难生存下去，尽管村庄封闭单调，但最起码对于他来说还是一处非常熟悉安全的避风港。就像《肖申克的救赎》里有一个出狱后自杀的老人，其实他的境遇就和那位自杀的老人一样，尽管他还活着，但他已经安于这种垂死般的村庄的生活。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悲剧不仅仅有时代烙下的深刻的痕迹，也有自身的原因——习惯于长期的自我封闭，他已经成了套中人。   金行征导演与《消失在黎明前》中的老人 ©️ 金行征 深焦：所以这个老人已经丧失了欲望与梦想，唯一等待的就是死亡。 金： 也不完全是这样，他虽然习惯于自我封闭，但作为一个鲜活的个体他还是有自己的需求的，不然他干嘛养一条狗来陪伴自己呢，他也恐惧孤独。有一天黄昏的时候，我正在拍摄在微雨中起伏摇曳的竹海，他就在我身边默默看着，突然，他说了一句，其实我也是有梦想的。当时我立刻放下器材，静静地听他说下去。 他告诉我：“我有个梦想，希望年轻的时候可以去世界各地看看，但现在我老了，做不到了，但你的电影可以带着我走遍全世界，进入千家万户。”当时我听了非常触动，电影在各地放映之后，我又回去了一次，那时见到的他比之前开朗了许多，而且头发胡须也修剪地整整齐齐，他那天见我的时候还特地穿上了一件红色的毛衣。 我告诉他，影片在很多地方都有放映，他的生活已经被很多人看见了。他当时一个劲地抽着烟憨笑，像个孩子一样，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这么开心的笑。他拿着烟卷指着屋内的电视机告诉我，说年轻时的愿望没想到到老还能实现，希望到时候在电视上可以看到自己。如果说拍摄《消失在黎明前》给予我最大的收获的话，倒不是那些影展的奖项，而是通过这样一部影片去实实在在地改变了一个人，帮他圆梦，我觉得也是一种满足。   在村庄拍摄的日子 ©️ 金行征 深焦：我们其实也注意到在《消失在黎明前》中出现了大量的动物与植物的特写，有些特写甚至重复性出现，给这部影片增添了浓郁的诗情的色彩，强调出一种符号化的寓意意味。当时拍这些动植物有何寓意？是拍之前就设计好的吗？ 金：是的，你们看得很仔细，国内的很多评论其实都完全忽略到了这些动物的抓拍镜头，我认为这恰恰是全片最有意思的地方。我之所以拍摄这些动物就是为了完全展示出老人一种被潜抑/镇压的性焦虑。 当时在拍的时候，我每天都会绕着周围的竹林想，一直在看能不能寻找到一些独特的自然景观来赋予一种强烈被压制的欲望，因为老人长期一个人生活，他自出生下来除了自己的母亲就很少见过其他女人，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直接通过拍摄老人来展示这种极度匮乏又焦灼的情欲，只能借助外在环境形成隐秘性的展现。片中有一个片段，就是一只野蝶忽然飞临在板凳上，老人小心翼翼地用指尖触碰蝶翼。 其实此处性隐喻就非常明显了——蝴蝶就是情欲与女人的象征，老人用指尖触碰蝴蝶就是一种对性的灵欲交融的渴念。当时拍这个场景纯属偶然，那头正拍老人特写的时候突然飞过来一只蝴蝶，我立刻开始捕捉老人与这只蝴蝶间的互动，这种“偶然事件”其实在纪录片拍摄中经常发生，就看你能不能及时把握了。我在拍茶园时，就看到一对野碟正在交配，我立刻停下来把镜头压的很低去拍摄——野蝶热烈的媾和也再次强化了被长久抑制的性欲，这些直接的性交场景都直接指向老人的性饥渴。 在影片中还有一组镜头其实也非常明显的含有性隐喻的意思：当老人独自一人去乡镇上赶集的时候，夜幕降临，广场上一片喧腾，大妈们挥着折扇一起跳广场舞，老人就坐在台阶上静静地看很久。这其实是非常直接的欲望视线的窥视了，它显示出一种被禁锢的男性欲望的阉割焦虑，只能借助视线的延展来达成满足与隐秘的性快感。 我当时有意识开大了光圈，把景打的很深，你们现在所看到的镜头里充满了女人肥大臃肿的屁股与随着舞蹈不断颤动的饱满的乳房，这种对于性器官的直接展示就是在强化老人躁动喧哗的性欲，压抑的愈久则欲求愈强烈。 片中的狗在我看来其实就是他的“情人”，充当了他的“伴侣”的角色。他对狗非常温柔，呼唤声也饱含着非常浓烈的恋慕之情，这种近乎哀求式的柔软的低吟使我开始对他的那只狼狗有了更多的兴趣。在我们实际拍摄中，一天24小时他基本上都和狗呆在一块。他宣泄性欲的方式就是不断抚摸狗柔软的毛发以及给他梳毛。 里面有一处镜头：老人用刷子刷洗狗毛的同时不断抚摸着狗的脊背，狗非常舒服地张开了双腿，狗硕大的生殖器在镜头肆无忌惮地呈现了出来，其实这就是一组指涉意味非常强的性隐喻，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隐秘的性欲媾和过程，当村子里的女人全部走光，老人形单影只的时候，他唯一宣泄性欲的方式就是通过不断抚摩狗毛来达到一种快感，所以狗在老人的生活就扮演多种角色，既是家人也是一种变相的伴侣。 因此，当老人在得知自己的狗跑出去和其他母狗交欢时，老人在镜头前第一次失控，卸下了沉默的面孔，拿起竹竿愤怒地鞭笞狗的时候，你就会真正体会到竹竿扬起时所饱含的复杂的感情，对伴侣被剥夺的狂躁的妒忌与怨恨。鞭笞完，老人宠溺地抱着狗喃喃自语的场景表面与之前的愤怒看似矛盾，实质上非常让人动容与怜悯——爱之深，恨之切，老人终究离不开狗，除了狗他一无所有。   深焦：那除了蝴蝶、狗等具象化的活物之外，片中重复出现的老人身体的特写，比如手指、脚趾、嘴唇等是否也具有一定意义的性的隐喻呢？ 金：也有，但是远远没有蝴蝶、狗这么明显，我可以和你们分享两处非常深的隐喻，当时在拍摄现场我自己也有意识揣摩了许久。你也注意到了，老人唯一的赚钱方式就是烘培自产的山茶叶然后拿到集市上去卖。 当老人进入破旧的屋中踩着生锈的机器翻炒茶叶时，我有意识地把镜头对准了老人的脚，你可以看到在老人脚踝的前景中有一柄雕刻着水印花纹的把手，把手与老人的脚一起跃动，形成一种强有力的节奏感——其实那柄粗壮的把手就是男性生殖器的隐喻，脚踩在把手上运作机器就是一套隐秘的动作，当然这处隐喻可能较为晦涩不易察觉，但我有意识地通过肉体与机械的直接触碰希望达到一种强有力的性的生命力展现。   这种性的宣泄是非常隐秘的，老人毕竟岁数大了，性欲在不断迫近的衰老与死亡中也会最终消解，性最终成为死亡来临前的百无聊赖的狂欢。   你如果看过《消失在黎明前》的海报，就会发现这样的画面：在老人粗壮的手掌中，一堆刚刚从土壤里新鲜发掘的嫩竹笋被竹绳娴熟地系在了一起，相互垂吊着——这就隐喻着上吊，一种静默而惨烈的自杀方式，在我看来老人的焦虑就会在时间的不断消磨中异化畸变然后逐渐走向慢性自杀。《消失在黎明前》的英文译名是“cold  world”,是我德国的导师给片子起的，翻译过来就是“死亡的世界”，焦虑走向最终崩溃的结果就是死亡，狗没了，预示老人的世界彻底崩塌了。 “现实的东西往往更为虚假，虚假往往就是现实” 《消失在黎明前》在国内部分影展活动上放映时，曾引起过不小的争论——影片堆砌了太过繁复的喻象符号，每则镜头都强调了作者风格太过强烈的雕饰感与形式性。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为当前国内纪录片创作领域所诟病的“摆拍”式的形式美学使影片丧失了纪录片应有的粗粝原生的质感，而沦为彻底化的剧情片。 对于这样的争议，金行征在访谈现场并没有回避，反而非常认真诚挚地回应了尖锐的评论，并深刻谈及了在“现实”与“虚假”自由游走的创作态度与精神书写。在触及纪实创作的边界线时，他开始频繁地提到自己的精神偶像——苏联纪录电影的奠基人吉加·维尔托夫，他对生活片段有效组接并付诸意义的创造性的拍摄手法深深影响了金行征导演的创作轨迹——很多时候，生活边缘之下被葬埋的谎话往往才是人生的箴言。       深焦：也许您也注意到了，当《消失》在国内部分城市进行展映时，也引起了不小的质疑声，不少观众说这部影片有太过浓重的“摆拍”痕迹，更像剧情片，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金：对，当时国内展映的时候确实不少人说这个片子太像剧情片了，摆拍的形式感太强了，所以当时在后期剪辑的时候我也有考虑到了这一点删去了不少段落，但在这里我还是要小小地辩解一下（笑）。 坦诚地说，当时拍摄的时候我确实有意识地对画面做过一些调整，甚至是人物在画框内的运动痕迹，但我觉得这个其实并不影响片子整体的真实的质感，在我看来，我更多地出于一种画面构图的需要，毕竟我在拍的时候总是不自主从摄影师的思维出发（笑），其实这个在国外是非常正常的，在国内可能还是一条禁忌线，但在国外纪录片创作领域其实已经是习以为常的创作手法了。 在影片拍摄的过程中，如果老人突然出了画框，我会引导他在合理的画框内稍微变更一下运动轨迹。影片最后有一场戏也是我当时精心设计的，就是当狗离开老人以后，老人非常痛苦无助，无力发泄只能拿起狗链拼命地抽打着竹子，抽打竹子是我当时作为介入者的身份来引导的，因为自从狗走了以后，老人每天就蹲在门口，连续好几天都不说一句话，哼哧哼哧地喘着粗气。 当时我就想应该给他找一个发泄的点，不然这样他真的会憋坏的，所以我就说如果你心里不痛快就拿竹枝抽一下地面吧，最起码心里会痛快点，后来老人越抽越起劲儿，我当时觉得这也是非常自然舒展的生命释放的状态，所以立刻就抓拍了下来，这不算摆拍吧，这其实是真实的情绪反映。   深焦：您之前说因为争议性过大，您也做了一些删改，这些删改的内容是怎样的？删去之后会不会影响我们对剧情的理解？ 金：其实还好，在剧情连贯性上还是不太影响，删去的更多的是我想表达的一些主观情绪的东西，这些片段在外人看来可能会更像是“戏”，所以我也听取了一些意见做了删减。我删减的是老人的一个梦境，一个关于婚礼的梦境，当时拍这个梦境花了不少的成本，但后面为了纪实效果还是删了。 老人在一次采访的时候告诉我们，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梦，梦里他与一个女人结婚，后来年老的时候他竟然碰到了这个女人，这个女人的脸竟然与梦中的脸一模一样。当时我在拍这个梦的时候，就设计了这样一个仪式化的场景：我们在竹林里安放了一张床，老人与一个女人都穿着中式传统的服装在举行一场婚礼，女人穿着鲜红的绸衣，四周花瓣纷纷而下，当老人微微颤颤地掀动起新娘的红盖头时，新娘的脸就是老人母亲年轻的脸。 因为老人曾经告诉我们这辈子除了母亲基本上没接触过女人，所以我就想老人脑海里的女人的形象其实就是源自最初的母亲的形象，你可能会觉得这画面假，其实现实的东西往往更为虚假，而虚假往往就是现实。   还有一场戏我也做了删改，现在你们看到的结尾是老人隔着窗户望向门外的公路，在我最开始的版本中其实是这样的：老人在竹林里不停地行走，此时天色微微透亮，夜色在不断消退，我们的摄影机不停地跟着他，他突然在河边停了下来，河水非常急，河流冲撞在石崖上发出巨大的声响。我们的摄影机慢慢往上抬，捕捉湍急的水流，当摄影机再回落下来的时候，老人已经消失了，不知所踪，而此时黎明已至，天边透出一片曙光，这也就是片名《消失在黎明前》的由来。 后期之所以删掉就是我觉得现在这个版本的结尾更深刻一些，与其反映一种即将消失的虚无的状态，不如透过那条门外的马路展示出消失背后能折射出社会性的东西。 “纪录片应该带动更多的人来思考与改变现状” 采访结束后，金行征导演给我发来了一张老人现在的照片，那是他上个月再次回访村庄时照的——照片上的老人精神矍铄，脸上的胡须也修理地干干净净，面对镜头，他一脸笑意，洋溢出少有的轻松与欢乐。 在镜头之外，金行征导演依旧关注着这些边缘群体的生活，不管是《离开》中贫穷的孩子们，还是《消失在黎明前》里的孤独老人，在影片拍完后他不但尽自己所能施以援手，还不遗余力地呼吁更多的社会团体去关注边缘的生存环境并尝试改变。所以，电影中一度“消失”的“黎明”在影片之外正散发出人文性的温暖光芒——金行征导演从未“离开”，他更多地是以行动家的热心姿态去承担起社会责任，这是比纪实更深刻的力量。 深焦：我们也知道，您的《消失在黎明前》可以拿到龙标，国内的很多纪录片还处于地下状态，甚至以此作为独立性的标签，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金：既然你辛辛苦苦拍出一部作品，还是期待着被更多的人看到，更何况是一部反映社会现实的片子。我个人受小川绅介的影响比较深，我一直认为拍纪录片是一种极富创造性的工作，一个片子应该具有改变现实的使命感，不是说拍完了就完事了，你拍出来能够影响一批人才算完事，所以这需要真实记录和勇气相结合的动人力量。 我回国之后，也接触到了许多纪录片导演，他们听说我要申请纪录片的龙标都非常吃惊，很多人都没有想过纪录片去影院里公开放映，这是我觉得非常遗憾的地方。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当前很多的纪录片创作者都是在关注国家与社会的阴暗面，我个人其实并不反对去拍摄国家有残缺的一面，但当你以黑暗之名去强化黑暗时，我个人觉得这就非常的不人道，是一种非常粗暴残忍的影像暴力了。 去年我去国外参加一个影展，当时正好放到一个中国导演拍的片子，我非常有兴趣地去看了。影片讲的是一户穷苦人家深受贫穷的折磨，他们一直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但活的非常压抑、痛苦，而摄影机对这个家庭的惨状毫不遮掩，我当时看了很不舒服。影片结束的时候，片尾打出了一行字幕：当我们离开这个家庭的三天后，这家人选择了烧掉了房子。当时我看了极度震惊，我感到一种彻骨的寒冷与恐惧，导演知道他们已走入绝境为什么没有预感，不施以援手阻止悲剧的发生？难道纪录片的本质只是冷冰冰地展示吗？    深焦：所以您也因此深受触动，在拍摄中也对被拍摄者提供帮助？ 金：尽管我的片子比较压抑，但我从来不会去展示暴力凶残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有违我的道德底线的，你靠拍他们拿奖获得荣誉，而他们却依然痛苦地生活，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不公平的事情，所以我一般都会尽我的力量去帮助他们，我无法改变很多，但我最起码能够帮到一个人。 当时我在拍完《消失在黎明前》后，我给那个老人几千元钱作为薪酬，老人当时拿着钱愣住了，说他这辈子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么多钱，这是他长那么大第一次拿着大把的钱，其实几千块钱在正常的剧组里真的不算什么，但对他们来说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意义，甚至影响到他们以后的人生。 这次来上海参加“海上影展”，我就见到了很多同行，我会问他们，当你们拍完片子之后，你们会给被拍摄者报酬吗？现场的不少人都面面相觑，一脸疑惑。我个人对自己的定义绝不仅仅只是一位纪录片导演，我觉得应该做一名社会活动家，记录的真实意义应该是呼吁与改变，这一点在我们的纪录片创作领域的力量还很小，但我会继续做下去，慢慢来改变。   深焦：所以您的角色更像是一位社会行动家？ 金：（笑）这么说其实也可以，我觉得拍纪录片也是我个人构建人生观世界观的过程，我在进入他人生活的同时也是自我反思/审视的时刻。因为我幼年时的农村生活经历使我对底层边缘群体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刚回国的时候，我扛着摄像机去杭州市区拍脑瘫孩子，当我面对这群孩子与正常孩子一样纯真可爱的脸时，我受到了蛮大的触动，我开始思考我该如何看待这些生命？手中的摄影机应该以怎样的姿态去进入他们的生活而不对他们造成敌意？这都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能用温和的方式去阐述苦难总比直观的暴力更为人道。 深焦：现在还在继续帮助着您的被摄者吗？您是否有长期的扶助计划呢？ 金：对，纪录片应该带动更多的人来思考与改变现状。我之前拍的《离开》的孩子们在进城上学以后，我联系了一家企业将给他们提供了长期帮助，要解决他们从初中到高中的生活费，甚至每个月还会给他们提供一定的生活补助，他们如果考上大学企业还会继续资助他们两年，每半年的时间我都会回去回访一次。 当然，我们也会要求孩子们每隔半年写信给我们告知资金的用途，学习与生活情况，倒不是不信任他们，而是希望他们能够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并且我们还能够与孩子们建立一套长期联系互助的机制，及时了解到他们的需求。对于我来说，我非常希望与被拍摄者做朋友，也只有这样，互助的基础才能达成，而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友谊互助才不是施舍，而是真诚的改变。            在拍摄《罗长姐》的村子合影 “阐述性”之外，纪录片的视觉语言探索   深焦：您的第三部长片《罗长姐》是FIRST“山下纪录片实验室”去年的获奖项目，也是这个实验室出品的第一个项目。现在拍摄进度如何？   金：已经拍摄完成了，这部片总共拍了一年半时间，2015年8月份开始拍摄。 深焦：金导能不能简单大概介绍一下当时是怎样发现了“罗长姐”这个选题，又是怎样参与到了这个纪录片的计划中？ 金：起因是我去湖北土家族去调查一件关于搬迁的事情。我对土家族原来从来没有接触过，抱有很大的期待，去了那边才知道有一个地方叫做五峰，是土家族聚居地。我本以为那边的少数民族会像云南的少数民族一样特色鲜明。去了发现土家族的汉化程度非常高。我在那边参加了土家族的“女儿会”，其中的一个节目是穿着土家族的衣服在那里唱歌、跳舞，其实就是相亲。在这之后稍微有点失望，觉得土家族不是我所想象的那种。后来我就叫了一位司机，让他带我去山上寻找吊脚楼。现在比较传统的吊脚楼只能到山上去找，在县城里面都没有了。   这当中我就跟司机聊天，我说自己拍纪录片的，想到这里来寻找土家族具有文化气息的东西，司机就跟我说了罗长姐的故事。我在去山上的路上经过罗长姐家，进去了第一眼的感觉是这里面有很好的故事。罗长姐当时是88岁，虚岁应该是90岁了。   简单介绍一下她儿子，她儿子1969年去当兵。那时候是文革后期，去当兵是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1974年，他在一次执行任务时得了脑膜炎，在得了脑膜炎的六、七个人中，他是最严重的。不抽掉脑积水就有生命危险，结果抽掉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失忆了。失忆之后他不认识任何人，包括他妈妈在内。他还带有一点攻击性，看到任何人都会打，他原来是武汉军区司令员的警卫员。从1969年去当兵到1974年受伤，已经在军队接近6年时间了。他在部队里又立二等功。受伤以后基本是部队里养他，两年内去了好多医院，但就是治不好。在部队里的医院，要派七、八护士去照理他，因为他会打人。他妈妈看不过去了，还是希望把他带回家养，按罗长姐的说法就是少给国家造成一些麻烦。 从1976年带回家到现在正好41年。这41年当中，罗长姐被他打瞎了一只眼睛，手也被打断了一次，罗长姐也都没有医院去看，手打断后来治好以后也是弯曲的，眼睛有一只已经看不见了。这些伤害是肉眼可见的。她儿子现在还带有攻击性，你给他碗，他会把碗当做武器扔过来的，这些片段都会在电影里出现。   他回家的时候才二十几岁回家，很有力气，又当过这么多年的兵，打人基本上是没有留余地的。罗长姐也没有办法，只能把他关在一个走廊里，走廊绕一圈大概要走1分钟10秒，70秒钟走一圈，长度应该在30、40米左右。这里面很有意思，走廊要围着走一圈，走到里面有一个地方可以坐下。他每天从这边走到那边，那边走到这边，走到另外一边他会亲吻一下那个柱子，走到另外一边他会用肩膀靠一下另外那个门板。 据他们介绍，40年是一样的，都没有改变过，只要他往前走，他不会回头的，就是往前走，到那边回过来。他没有能力照顾自己，他的妈妈要喂吃饭，还要给他穿衣服、穿袜子，不穿袜子，穿鞋、穿裤子。所以罗长姐有一个护栏，护好以后，手递进去给他穿衣服、穿鞋子，这个过程要花很长一段时间。夜里有时候罗长姐要睡他旁边，他一起床罗长姐也要起床，要跟着他，因为他不穿衣服会走出去，有时候冬天很冷，罗长姐又要给他穿衣服、又要给他烧火。多年以来这样的生活循环往复，听她这么一说，我觉得应该拍成一个纪录片。 《罗长姐》剧照 拍纪录片，因为她已经这么高龄了，2015年的时候已经88岁，她已经没有这么多的力气去照看他了。其实3年前，也就是2012年或者是2013年的时候，她本来想把这项任务想转给她的孙子，她的大儿子的儿子。 本来她孙子对他有感情，因为他去当兵的时候她孙子已经10多岁，小孩子管他叫叔叔的，少年的时候他们是有感情的。两年多的时间里，她的孙子都照顾得很好，罗长姐也很放心了。结果2014年3月份，他的孙子遭遇意外不幸离世。到这儿故事马上要发生转折，罗长姐的儿子就没人照顾了，她怎该么办呢？她只好把他交给了她的孙媳妇去照顾，她的孙子死掉了，让他的媳妇去照看他，她的孙媳妇也40来岁了，有个女儿。   但这里面可能就有一些伦理的事情出现，但是除了她孙媳妇以外，可能也没有更合适的人手去照看他。所以这个故事我的前六十分钟讲的是罗长姐照顾他，后半部分是她的孙媳妇去照看他这么一个故事。她的孙媳妇在我的内容当中，是当年罗长姐刚开始照看他的年龄，正好我把她的孙媳妇当成罗长姐年轻时候的样子去看待。故事结构大概是这样。   《罗长姐》剧照 深焦：在申请FIRST山下实验室时，影片拍摄已经进行了哪一步？   金：我从2015年8月份开始拍摄。去年7月份我入围了FIRST之后，才知道有这么一个基金。正好那段时间他们开始了筛选。因为我其实已经做了挺多东西、前期也拍了好多了，到去年这个时候已经拍了接近1年，当时入围以后已经9月份，大部分已经拍完了。山下实验室一直问我后期大概需要多少钱，我想后期可能还需要15万，就写了15万，后来他们最终给了我15万。主要是他们那边人看了印象比较深刻，我的预告片，好多看过的人都感觉非常好。   深焦：从您的那个预告片里能看出来，您真的下了很多功夫，真的很熟悉这个场地、这个家和这个人，所以每个镜头中都保留着统一的美学，这在国内纪录片中很难得。   金：FIRST的总监段炼也这么说，因为我拍摄的方法跟别人可能有所区别。我的纪录片拍摄方法完全是在德国学的，当时学的主要是剧情片，副科是纪录片，这两个课程学了6、7年。我的知识面跟国内其实没多大的接触，国内的纪录片我也不大看。 2015年回国，那一年我的毕业作品叫《离开》，那时候就入围日本山形、法国马赛、还有慕尼黑等接近十来个电影节。《消失在黎明前》之后才做了一些关于国内纪录片的阅读。因为我本来就想做剧情片的，他们在讨论《消失在黎明前》是剧情片还是纪录片的，有些人认为边界很模糊，这其实是我的拍摄方法。   《罗长姐》主要还是运用视觉语言，没有旁白或解说。这里面只有两个镜头，如果一改变的话就是剧情片，如果那两个镜头一放进去就明显是纪录片，不会有人怀疑。对我来说，我觉得纪录片有它的现实意义，仍旧用这种方式去拍纪录片，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我认识的好多人拿了一个录像机，带了一个麦克风，直接就去拍纪录片，我们的拍摄习惯不是这样。我们就需要两个人，一个摄影、一个录音，做起来可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但至少这两个功能是分开的，我的纪录片声音做的还不错的。至于拍摄手法，可能是在德国九年的原因，受那边的影响比较深。   《罗长姐》剧照 深焦：美学的完整性确实是国外纪录片比较突出的特点，尤其能在您的片中看出来。   金： 2015年去了法国的马赛纪录片电影节，这个电影节对我的影响比较深，他们的纪录片跟我们想象的国内的一些纪录片的差别还是蛮大的，因为他们可以有很多种想象。   我认为记录片最根本的特点不是在于阐述性，阐述性的纪录片还是电视节目的纪录片。我看了好多超乎想象的纪录片，他们觉得纪录片最主要的以真实的故事作为基础。   深焦：像巴黎的真实电影节对于“真实”的定义就很宽泛，剧情片和纪录片的界限可能会模糊。   金：这个比较相对，去年在德国有一部片叫《最后一支探戈舞》（Last Tango），这部片可能在好多电影节上展映过。这部片子被当做纪录片的，因为它里面有采访的东西。其实故事很简单，原来有一对跳探戈舞的一对情侣，跳了50年，但是离婚了。离婚了又觉得两个人这辈子难以分离，有一次约会因为一同跳了一支舞而回忆起往事。回忆的部分完全是演绎出来的，但他们把这个定性为纪录片。   《消失在黎明前》原本打算要放两个梦进去，后来因为国内的人说太过于先锋了，本来我的片是70分钟的，后来我删掉了两个梦，只有65分钟了，其实那个梦才是最真实的，现实却让人感觉好像都不相信有这么一个人存在。为什么我原本想把梦的片段放进去呢？我原来想的是，这个人，告诉过我他年轻的时候做过梦。他说二十几岁的时候梦见一个女人，印象非常深刻，结果十年之后在路上碰到了这个女人。 我想让一个人去模拟这个故事，但最后并没有放进去。因为我觉得真实的故事应该都可以把它作为这种记录，《消失在黎明前》中我拍的那个人，他现实当中所进行的是影片里的故事，这就是真实。 《罗长姐》剧照   “我希望纪录片在国内有所作为” 深焦：金导的新片子《罗长姐》打算投国外的电影节吗？     金：《罗长姐》选择在国内首映，是因为我是希望纪录片在国内有所作为。在国际上我也肯定会投，我的目标是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因为之前参加的经历给我的感觉特别好。 《罗长姐》关注的内容除了母爱之外，更注重的其实是精神病人，怎么样看待一个精神病人，怎么样关照一个精神病人是我这部片的主题。因为这个是世界性的命题。但像罗长姐这样对待的人，我觉得在欧洲感觉不大可能。我原来有个朋友，他在精神病院里面打临时工，他每天晚上8点钟去那边，早上6点钟回来，他的任务非常简单，就是站在门口，有时候坐在门口，不让里面有一个精神病人走出去，他只要走出去了，你就把他推进去就好了，其他都不用管，只要把他看好。因为那个门是不能锁的，锁了就会触犯到人权问题，有一个人把他照看好，就不会触犯人权问题。 我那个朋友说，打了这种工之后，对他人生的影响会非常大，你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会为了每小时10欧元的钱去陪这么一个人，陪一个通宵，天天去打工一个通宵，对我的影响也是蛮大的。   深焦：金导认为像FIRST这样一个关注导演早期作品的平台，对于这些导演以后在国内的发展，进入商业院线，像《八月》这样进入商业院线，或者在国外，它是一个怎样的推动作用，或者怎样的增强整个市场和处女作的多样性？   金：我再往FIRST投稿之前也不是很了解，但是真的去了以后，我觉得他们做的还是相当、相当的专业。怎么说呢？我参加过挺多电影节，它们都非常关注年轻人电影的成长历程，因为第一部、第二部，对某个导演来说是非常重要。如果第一部、第二部没有出彩的话，基本上你就很难拍下去了。 有这么一个舞台上面展出一下，或者是被他们挖掘一下，对导演来说我觉得是非常有利的。FISRT不限制纪录片，并且不限制我的片在哪里展映，我觉得是很好的。投到FIRST的电影，基本上都是低成本的片子。比如说像《八月》，被那边发现以后，虽然没得奖，但是后来它走了这么多电影节，说明它还是非常好的一部片。   还有，比方说《中邪》，如果不在FIRST这样宣传的话，我觉得其他电影节应该不大会接受这样的片。《中邪》完全只能是在这样的电影节里面出现，不可能在北京、上海，也不可能在广州纪录片电影节。而且这样的片子投国外还是挺难的，但我看了印象非常深刻。挖掘了这么一个《中邪》的导演，还是挺有意义，因为这个会激励很多人。FIRST电影节整个都非常用心。我了解到的情况是，他们平时就有六七个人，整年在在运作这么一个事情。   像其他电影节，哪怕柏林电影节，他们平时都会停掉工作，留的人会很少。柏林电影节在二月份举行，七月的时候正好我在柏林，我住的地方隔壁就是一个跳蚤市场，我看到柏林电影节主席考斯里克带着他一家人，在跳蚤市场上卖旧货。 我原来是上海电视台驻欧洲特约记者，采访过他好几次。我上前问你是不是柏林电影节的主席，他刚开始还不承认，说我不是，你肯定看错人了。后来我说你肯定是，我采访过你。然后他就承认了，站起来了打招呼，还一定要送一样东西给我。 欧洲电影节就是诸如此类，两届电影节之间的空隙比较大，工作人员也会相对轻松。不像FIRST，一年忙到头。我觉得它之后会越走越好。如果越来越多难以想象的导演通过FIRST这个平台出现，获得了业界的口碑，那么这个电影节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采访后记 （2016年12月18日） 非常惊喜地，在第二天海上论坛的展映活动中再度与导演相遇。在小放映厅的黑暗中，我们再度随着他的摄影机进入了黎明微亮的曙光前夕，骤然隐匿的静默的村庄。片中悄然隐伏的动物群像、弥散于凝滞空间里的鲜亮的水声与汽车暗影疾驰而过的瞬间，老人踟蹰而过的的陡然崩溃的荒寂乡土……丰富的寓象世界使我们对金行征导演突然有了更多的疑问与思考。 展映结束后，我们有幸邀请导演与我们共进晚餐。在上海街头华影盈动的灯火中，导演向我们谈起了自己丰富的成长经历与对纪录影像的生命内涵的思考。与他冷峻缄默的影像风格不同，金导温润和蔼，有着江南人特有的细腻的性情。相比于一般的现实记录者，金行征导演更近乎一位游曳于真实与梦幻间的造梦师，他在展露现实裂缝横生的创痕时，也在深入探索边缘族群被惊觫潜抑的关于性与死亡的欲望。 正如《消失在黎明前》最后一则镜头：幽暗的光影中，老人隔着斑驳的窗栏，望着窗外骤然漫溢延宕的现代公路。在某种程度上，片中沉默的老人也叠映着金行征自身的瞭望视域——在城市飓风临降的前夕，他是乡村文明的守望者，投射出对逝去群落的最后一瞥缱绻而悠渺的注目;但与沉默老人不同，导演渴望挣离窒息的黑暗，向着咫尺之外的公路欣喜地跑去，那一刻，突围的步履在空旷的山岩中激撞回响，历经过新一轮的茫然与怅惘，他终于成为社会使命的行动家，在长达三个小时的漫谈中，这位乡村的守望者/行动家期望向我们洞开更广袤的世界。（李小飞） 深焦作者李小飞与金行征导演合影   第11届FIRST青年影展征片已经开启！ 详细信息请点击“阅读原文”，或关注FIRST官方微信： - FIN - 欢迎查看往期精彩内容 艾玛纽·丽娃｜考里斯马基｜阿莫多瓦｜霍夫曼 Kogonada｜泽维尔·多兰｜黄惠侦｜张大磊 爱德华多·卡萨诺｜米兰拉·坎农诺｜金敏喜 刘健｜杨城｜铃木清顺｜容光荣｜张佑振 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协会主席Ailn Tasciyan 阿彼察邦｜于佩尔｜法哈蒂｜拉夫·达兹 李丹枫｜西川美和｜戈达尔 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龙先生｜囚 最坏的一天｜在哥伦布城中｜爱乐之城（1）｜姜戈 猜火车｜巧巧｜编舟记｜好女人｜笨鸟 爱乐之城（2）｜金刚狼3｜Elmarlamar｜好极了 希望的另一面｜在路上｜爱乐之城（3） 海边的曼彻斯特｜中邪｜刺客信条｜夜行动物 爱乐之城（4）｜你自己与你所有｜毕业会考 B夫人｜将来的事｜五百米八百米｜X战警 唐皇游地府｜无名女孩｜第一夫人 永远的托词｜美国甜心｜托尼·厄德曼 欢迎为深焦口碑榜第28期投票 也许是2017华语纪录片最期待？ Reward people gave a reward Scan QR Code via WeChat to follow Official Account